先的“中国历史研究法”--理论

  赵光贤(1910—2003),中国民主同盟盟员,历史学家,教授。曾任辅仁大学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先秦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。专于先秦史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、特别是西周史和孔子研究。他的著作,属于叙述性的史著极少,大部分是考据或论辩之作。其考辨的内容大体上包括文献和史事两个方面。主要著作有《周代社会辨析》、《古史考辨》、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。

  先生于1938年秋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,师从陈垣(援庵)先生,本来是打算专攻明清史的,毕业论文《明失辽东考原》极为出色,获陈垣先生很高评价,因得以刊于《辅仁学志》。但从后来先生一生研究的主体看,他的主要成果却集中于先秦史。刘家和先生曾因此而问他:“援庵先生从来不治经学,不谈先秦史,您是怎样用援庵先生的方法来研究先秦史的呢?”先生因此而先后撰写了《我的自述》、《我是怎样向援庵师学习的》、《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》、《陈援庵师轶事》等几篇文章,从不同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  按照先生的体会,他从援庵师祖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,便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。尤其重要的是:搞考证必须遍览群书,认真核对。当时援庵师祖为研究生所开的一门主课是“清代史学考证法”,而采取的方法是让学生们读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,主要工作是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核对一遍,并写出笔记。这种工作看似简单,其实做起来往往非常困难。比如有时只有一个人名,其余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然不知,查起来便如大海捞针。学生们每读一卷,即翻检群书一遍,这样读下来,很多书自然就熟了。援庵师祖再根据学生们的笔记给予指导,一一指出哪条写得对,哪条写得不对,应当如何写,等等。这样一个过程,实际上就是训练学生查找材料文献,打下做考证扎实基础和培养良好习惯的过程。

  援庵师祖的这些方法看似平常,却对学生们有极大教益。先生后来因工作需要,改而研究先秦史,之所以硕果累累,就全赖从援庵师祖那里学到的这种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与考证方法,并加以继承发扬。而先生后来又将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原汁原味地传授给我们,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。

  先生常讲古人所说史学、史识、史才三者的关系中,学不足可以弥补,勤学即是;才不足文虽不美,表意即可;唯有见识最为重要,因为倘无见识则不能发现问题,纵然经史烂熟,也不会有独创的心得,图然重复旧说而无新意。

  先生于讲课时还曾多次引用胡适先生所说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,而所谓小心求证,即“有一分证据,说一分话;有十分证据,才说十分话”。这种研究方法,就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最基本方法。换言之,凡不认同这种方法且在实际研究中不能切实运用这种方法的人,严格地讲便不能算作史学工作者。

  多年以后,当“后现代史学”在中国影响日增、同时受到的批判也愈益激烈的时候,出于对史学理论的兴趣,我认真阅读了一些“后现代史学”的著作,发现即便是后现代的代表人物海登·怀特也并不否认这种方法。例如波兰学者埃娃·多曼斯卡在采访海登·怀特的时候,对被采访者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认为,倘若我们可以说历史学有两张面孔的话,那我们也可以说,在一个历史学家从事他的研究的时候,那是科学的面孔。我的意思是:他得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史料并审查档案。然而,当他写作历史并以此种方式来表达研究结果时,要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——叙事,而这是一张艺术的面孔。我们无法将这两面区分开来,它们总是彼此相连。”而海登·怀特的回答则是:“是的,我同意你的看法。”说明即便在后现代史学看来,也必须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史料和审查档案的。而所谓“科学”,按照罗素的定义,是指“确切的知识”,这也就是考据学所说的“证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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